截至今年上半年，上海外资研发中心累计突破400家，达到402家；而在2006年的同期，落户上海外资研发中心还不到200家。这是一个难得的“家门口的资源”，不仅数量可观，而且能级也高。
近期，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在对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专题调研中发现，建设全面启动的一年多来，在沪外企对此的关注度和热情，超乎预计。但许多在沪跨国公司希望，能突破种种瓶颈，更深入地融入到科创中心建设之中。
在本报记者的采访调查中，外企和研究机构相关人士进一步指出，外资研发中心数量与日俱增的同时，它们和上海的创新大环境，似乎总是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如何破墙，需要各界思考。
在沪外资企业持续巨额投入研发
1994年，随着浦东开发开放，瑞典罗氏制药成为最早来到上海的跨国公司之一。
2004年，罗氏制药在张江设立了在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个研发中心，也是跨国制药公司在上海独资建立的第一个研发中心。这家研发中心，专注于抗感染疾病的研究和开发，创新水平绝不亚于罗氏在欧美的实验室。截至去年底，罗氏的上海研发中心拥有330名研发人员，累计产生了141件颇具含金量的发明专利。
到了去年，几乎与上海全面启动科创中心建设同步，罗氏制药又在张江斥资8.63亿元，投建了一个全新的创新中心。罗氏方面表示，在研发中心的基础上再建立创新中心，是为了给越来越多的实验室科学家提供工作场所，满足日渐增长的本地研发需求，以此进一步探索和开发在抗感染领域世界一流的创新型药物。
罗氏的行动彰显了在沪外资研发中心转型升级的决心。近十年来，上海外资研发中心集聚度最高的地方是浦东；而集聚度最高的行业则是生物医药行业。两者相交，在浦东的张江、金桥等地，世界生物医药巨头云集。面对上海和中国市场的需求，各大外资药企大手笔投入研发中心建设。虽然在上海六大支柱行业中，生物医药行业产值规模最小，但在外企的引领下，该行业始终位于价值链的高端。
经济下行压力下，许多大型企业都缩紧银根。投资实业，尤其是大举投入在周期长、回报慢、风险高的研发领域，并非易事。为何上海的外资企业会不惜成本，逆势巨额投入到研发端？
“这得从很多年前说起。”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欧达仕解释，之前跨国公司来中国，是因为在这里建生产线成本低，产品主要为了出口。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对一些产业来说，中国逐渐成为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的需求不断变大、升级。因此，一些外资企业调整在中国的战略，“当外企将中国看做市场而非制造基地时，针对当地市场做更多的产品研发变得尤为重要。”
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上海，对外资研发中心的吸引力越来越强。近年来全球经济疲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跨国公司将部分低端产业从中国向成本更低的制造基地转移时，原有研发中心留了下来，并且不断升级，新的研发中心又纷至沓来。上海则以其独特的创新环境和开放特质，吸引全球创新资源集聚。
“跨国公司对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热情高，当然和其自身利益相关，但这些利益与我们有共通之处，和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目标是一致的。”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说。
如何推动外资研发中心融入上海
然而就在400多家外资研发中心齐聚上海、研发投入不断增长之际，许多外企却遇到了相似的困惑：想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融入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大格局，但不知从何入手；想发力时，往往感到若有若无的障碍。下转4版 (上接第1版)对“墙”的感受，不止存在于外企。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认为，上海打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环境，需要打破数道长期以来形成的围墙。其中有一道墙，存在于跨国企业和上海整体经济发展和创新转型之间。
“3年前，我和某制造业跨国公司在上海的研发机构接触，感触很深。”张晖明说，当时该公司在上海研发中心就有上千人，1/3负责全球研发配套，1/3着眼当地技术创新，1/3专门做上海和中国创新政策、资源等软环境的研究。
张晖明认为，类似这样的研发中心，功能完善、实力强大，它们利用了上海的土地、人才等方方面面的资源，也投入了大量努力，但最终形成的成果，却大多在其海外总部所在地申请专利。上海的外资研发中心所扮演的角色，往往就是承担完成总部“布置作业”的任务；或者因为贴近中国市场，春江水暖鸭先知，使它们成为总部创新的“选题来源”。在跨国企业整体创新战略、组织安排等方面，上海的外资研发中心尚缺乏影响力，这最终使得它们的创新溢出效应不尽如人意，“出了很多成果，但和上海关系不大。”
在张晖明看来，上海聚集了大量外资研发机构，在如今的科创中心建设中，它们是庞大的存量创新资源，如果能盘活这些存量，推动外资研发中心的成果在上海落地、转化，将对科创中心的“全球影响力”带来巨大的提升作用。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在针对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成果的调研中发现，过去一年来上海形成了全市上下共同推进科创中心建设的新格局，但仍存在一些瓶颈问题，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外企研发和国家在沪科研机构尚未全面融入科创中心建设的问题。
“许多外企研发机构反映，要求参与科创中心的愿望非常强烈，但他们感觉自己尚未完全融入。”肖林告诉记者。
调研组认为，外企研发中心和国家在沪科研机构是上海科创中心体现创新资源集聚力、科创成果影响力和新兴产业引领力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尽管上海已经出台了专门促进外企研发中心发展的文件，但在调研中很多外企研发机构反映，其工作和任务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紧密度还比较低，难以深入参与上海重大科研计划和项目。
“国企创新动力不足，上海设计了容错机制等一系列办法激发国企创新动力；民企创新实力不够，我们也已经有了办法来扶持。但怎么让外企融入，确实还需要有更深入的思考分析。”肖林表示。
调研提出建议，上海需要切实推动外资研发中心融入上海创新体系。认真落实《上海市鼓励外资研发中心发展若干意见》，扎实推进外资研发中心与本市机构开展合作、进行核心技术攻关，通过提高技术服务、推动技术和技术创新人员溢出方式，促进其融入全市创新联盟网络。
“我们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思路，但对于具体采取什么办法，特别是怎么探索利益共赢、互利合作的机制，还没有答案。”肖林坦言，上海需要针对实际情况，学习借鉴国外创新城市的经验，让世界各地的创新企业切实融入上海，消除隔离感。
加大开放营造利于创新竞争环境
从跨国公司看，希望更多地参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从上海看，也希望跨国公司在科创中心中发挥更大作用，让更多创新成果在上海落地。
双方利益没有本质的冲突，至少相同性高于差异度，相向而行的两个主体间为什么还有“墙”存在？
采访中记者发现，外资研发中心感受到的瓶颈来自多个方面，不同的企业碰到具体问题不尽相同。比如有的企业反映符合要求的研发人才越来越难找到，有的表示难以参与到上海的重大创新项目中来，有的担心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
然而对于“隔墙”的问题，来自海外的第三方机构有着不同的认识。
近期，普华永道针对全球1000家企业，进行了“全球创新1000强(2007－2015)”的专题调研。调研结果显示，全球1000强企业中，科研投资第一大国在美国，中国是第二大国。在2007年到2015年间，这1000强企业中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科研投入增长率是79%，但在美国只有34%。也就是说，近8年来，中国吸引研发投资的能力比美国强，而且中美差距还在不断地缩小。
“数据不会说谎。”普华永道上海管理咨询合伙人陈兆丰表示，上海作为中国外资研发中心最集中的区域，创新吸引力只增不减。至于中外双方看到的那道“墙”，并不在物理空间中，而是心理上的墙。
“我认为，外资企业参与感低只是一个印象。”陈兆丰表示，当政府主导一些项目的时候，虽然公开招投标，但外企参与时总会觉得相比国企缺乏竞争优势。
“根据我们的观察判断，现在外资企业对科创中心的‘参与感’低只是感觉而非事实，上海是以国资国企为主导的地区，而目前一些重大科创项目更多由政府主导，由于信息不对称，外企会感到融入有一定障碍。”
陈兆丰表示，政府部门可以推动一些同时面向内外资的研发基金，或者增加重大科创项目的信息透明度，并且制定好相关规则规范，形成一个公平公正的内外资都能参与的市场环境，减轻外资企业“参与感低”的感觉，那道感受上的“墙”自然可以消匿于无形。
对于“墙”的症结和“破墙”的方式，欧盟商会有着相似的理解。欧达仕表示，目前还没看见有任何欧洲公司正在关闭它们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它们仍然对在中国做更多研发表现出非常强烈的兴趣，但是，欧洲企业对在中国做研发确实还有一些忧虑。
欧达仕认为，从表面看，忧虑和创新人才、知识产权、项目参与等有关，但更深层的因素来自竞争环境。“创新往往由竞争促成。一个开放的市场，让各市场主体都能充分参与竞争，能驱使人们进行创新，建立新的商业想法。”欧达仕建议，上海首先要让市场更好地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加大开放力度，营造更有利于创新的竞争环境。
